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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瓶梅》:明代媚药盛行,方士依靠献药获宠,大臣滥用媚药身亡

 《金瓶梅》中西门庆每次行房总要服用春药,这种特殊现象,其实也反应明代社会的一种性风气,不仅老百姓爱用,就连皇帝大臣也用。

据史料记载,景皇帝曾临幸教坊司,与妓女李惜儿关系颇密,锦衣卫百户殳崇曾向景帝进奉“淫药”。

成化年间,当时的大学士万安就靠着向宪宗进献媚药获宠,而万安的媚药,则来自御史倪进贤。成化十七年(1481),邓常恩凭借向宪宗进献房中术,得以升任太常寺卿一职。

嘉靖年间,罢任府丞朱隆禧制一“太极衣”,以献世宗,其实也是一种房中术。世宗虽号称注意“长生”之术,其实他所注意的这些方药,大多是为了供“秘戏”之用。于是,当时无论是方士,还是官员,纷纷向世宗进献方药,藉此邀宠。

从当时的房中秘方或春药来看,又可分为两派:邵元节、陶仲文这些方士所献房中秘方,是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;而顺天府丞朱隆禧、都御史盛端明、布政司参议顾可学所进秘方,则是用秋石取童男之尿,取头尾,炼之如解盐。

上面所用两种房中秘方,其特点无非是一些热剂,靠此以发阳气,对于浴疗阳(传统典籍又称之为“阴痿”)还是有一些作用的,如成化年间的大学士万安因为年老阴痿,后来就是靠他的门生倪进贤所进的秘方,才“洗之复起”。但毫无疑问,这些房中春药又大多用于秘戏,时日一久,必然有碍身体。

在明代的士大夫中,也是使用春药成风。如后来官至兵部尚书的谭纶,起初也从方士陶仲文处学得房中秘方,行之颇验。

后谭纶又将此方进献给张居正,才获得高官。谭纶用此药达20年,一夕御妓女而败,自揣不起,临终遗嘱张居正,告诫他慎用此药。谭纶死时年刚过60岁。

张居正使用此药不已,后来身体也日以枯瘠,不及下寿而殁。死时肤体燥裂,如炙鱼一般。又如滁阳有一位聂道人,专门出售红铅丸,当时的庐州知府龚廷宾多內宠,听说后大喜,就花100两银子买了10丸,在一月内,将所有红铅全都服下肚去,不久,七窍流血而死。

春药的制作,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方法之外,其中如云南所产的江鱼与山东登州海中所产的腽肭脐,都是制作媚药的必备之物。

据记载,云南孟民府小孟贡江所产肥鱼,“食之能御百女”,故当地“夷性极淫,无贵贱,一人有数妻,不相妒忌”。这种肥色,虽有此功效,却很少传之内地,故在明代典籍中也无关于它用之春药的记载。

腽肭脐,俗称“海狗肾”,产自山东登州海中,在明代常被用作制作春药。如张居正在晚年因姬侍过多,不能遍及,就专用腽肭脐取药。据说,这些腽肭脐都是由戚继光每年进献,而戚氏就是山东文登人。腽肭脐虽功效奇特,但终究属于一种热剂,久服之后就会热发,终日燥热。如张居正,就因久服此药,即使到了数九严冬,也不能戴貂帽,后竟亡于热病。

媚药的制作,大多需要壮阳之物。在明代,普遄用作制作媚药的壮阳之物有肉嵸蓉、蛤蚧、山獭、紫河车等。

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,不足取信。此物皮如松鳞,其形柔润如肉。据载,此物得阴气,就会变得更加壮盛,采之人药,能增强阳道,补阴益精蛤蚧,是一种偶虫,雄为蛤,雌为蚧,常常相随不舍。每当它们交合之时,将其捕获,虽死还是牢抱不开,人们就用它们制作媚药。

又有山獭,淫毒异常,诸牝避之,无与为偶所以山獭往往抱树而死,其势(即阳物)人木数寸,人们破树取之,能壮阳道,据说比海狗肾的功效还好。至于紫河车,在明代更是被入们视为至宝。医家一般称其为“混元球”,以取自男胎首生者为佳,其实就是男胎的胞衣。此药虽无毒,但性也是大热,虚劳者服之恐长其火,壮盛者服之徒增其燥。

在明代的富贵之家,常令稳婆从产妇家盗出胞衣,取紫河车为丸,其价达千钱一丸。在桂州一带,更是保留了一些夷俗”。妇人生子以后,就取胞衣洗净细切,再用五味调和烹之以享亲友。

上面所有这些药物,总体上说就是“房中药物”,也就是用于房中秘戏之用的药物,说得雅一点,就是春药,说得俗一点就是淫药。其所用之物,不过都是一些热毒之物,如蛤蚧、海马狗肾、地龙、脐、石燕、倭硫、阳起、蜂房、蚁子之类,其实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“保生”观念。但就是这些药物,往往在表面上总是打着海上奇方”的牌子,对一些好色之徒还是颇具诱惑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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